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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羡林:中国文化的内涵  

2015-12-20 11:00:57|  分类: 國學常識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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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羡林:中国文化的内涵 - hung22 - 彬彬的博客

文/季羡林

我曾经把文化分为两类:狭义的文化和广义的文化。狭义指的是哲学、宗教、文学、艺术、政治、经济、伦理、道德等等。广义指的是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所创造的一切东西,连汽车、飞机等等当然都包括在内。

周一良先生曾把文化分为三个层次:狭义的、广义的、深义的。前二者用不着再细加讨论,对于第三者,深义的文化,周先生有自己的看法。他说:

在狭义文化的某几个不同领域,或者在狭义和广义文化的某些互不相干的领域中,进一步综合、概括、集中、提炼、抽象、升华,得出一种较普遍地存在于这许多领域中的共同东西。这种东西可以称为深义的文化,亦即一个民族文化中最为本质或最具有特征的东西(周一良:《中日文化关系史论》,江西人民出版社,1990年版,第18页)。

他举日本文化为例,他认为日本深义的文化的特质是“苦涩”、“闲寂”。具体表现是简单、质朴、纤细、含蓄、古雅、隐而不发、不事雕饰等。周先生的论述和观察,是很有启发性的。我觉得,他列举的这一些现象基本上都属于民族心理状态或者心理素质,以及生活情趣的范畴。

把这个观察应用到中华民族文化上,会得到什么结果呢?我不想从民族心态上来探索,我想换一个角度,同样也能显示出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或者内涵。

在这个问题上,寅恪先生实际上已先我著鞭。在《王观堂先生挽词·序》中,寅恪先生写道:

吾中国文化之定义,具于《白虎通》三纲六纪之说,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,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。

我觉得,这是非常精辟的见解。在下面谈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想法。

中国哲学同外国哲学不同之处极多,其中最主要的差别之一就是,中国哲学喜欢谈论知行问题。我想按照知和行两个范畴,把中国文化分为两部分:一部分是认识、理解、欣赏等等,这属于知的范畴;一部分是纲纪伦常、社会道德等等,这属于行的范畴。这两部分合起来,形成了中国文化。在这两部分的后面存在着一个最为本质,最具有特征的、深义的中华文化。

寅恪先生论中国思想史时指出:

南北朝时,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。(中略)故自晋至今,言中国之思想,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。此虽通俗之谈,然稽之旧史之事实,验以今世之人情,则三教之说,要为不易之论。(中略)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,最深最巨者,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,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,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(《金明馆丛稿二编·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,第250—251页)。

事实正是这个样子。对中国思想史仔细分析,衡之以我上面所说的中国文化二分说,则不难发现,在行的方面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儒家,而在知的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佛道二家。潜存于这二者背后那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深义文化,是“三纲六纪”等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。

专就佛教而言,它的学说与实践也有知行两个方面。原始佛教最根本的教义,如无常、无我、苦,以及十二因缘等等,都属于知的方面。八正道、四圣谛等,则介于知行之间,其中既有知的因素,也有行的成分。与知密切联系的行,比如修行、膜拜,以及涅槃、跳出轮回,则完全没有伦理的色彩。传到中国以后,它那种无父无君的主张,与中国的“三纲六纪”等等,完全是对立的东西。在与中国文化的剧烈冲击中,佛教如果不能适应现实情况,必然不能在中国立定脚跟,于是佛教只能做出某一些伪装,以求得生存。早期佛典中有些地方特别强调“孝”字,就是歪曲原文含义以适应中国具有浓厚纲纪色彩文化的要求。由此也可见中国深义文化力量之大、之不可抗御了。

这一点,中国不少学者是感觉到了的。我只举几个例子。这些例子全出于《论中国传统文化》,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第一集。

梁漱溟先生说:

中国人把文化的重点放在人伦关系上,解决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。 (《金明馆丛稿二编·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,第137页)。

冯友兰先生说:

基督教文化重的是天,讲的是“天学”;佛教讲的大部分是人死后的事,如地狱、轮回等,这是“鬼学”,讲的是鬼;中国的文化讲的是“人学”,注重的是人。(《金明馆丛稿二编·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,第140页)。

庞朴先生说:

假如说希腊人注意人与物的关系,中东地区则注意人与神的关系,而中国是注意人与人的关系,我们的文化的特点是更多地考虑社会问题,非常重视现实的人生。(《金明馆丛稿二编·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,第75页)。

这些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。事实上,孔子就是这种意见的代表者。“子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”,就是证明。他自己还说过:“未知生,焉知死。”

国外一些眼光敏锐的思想家也早已看到了这一点,比如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,就是其中之一。1827年1月29日同爱克曼谈“中国的传奇”时,他说:

中国人在思想、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,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,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,更纯洁,也更合乎道德。(中略)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。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,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,而且还会长存下去。(朱光潜译:《歌德谈话录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,第112页)

连在审美心理方面,中国人、中国思想、中国文化都有其特点。日本学者岩山三郎说:

西方人看重美,中国人看重品。西方人喜欢玫瑰,因为它看起来美,中国人喜欢兰竹,并不是因为它们看起来美,而是因为它们有品。它们是人格的象征,是某种精神的表现。这种看重品的美学思想,是中国精神价值的表现,这样的精神价值是高贵的。

我在上面的论述,只是想说明一点:中国文化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,既然同为文化,必然有其共性。我在这里想强调的却是它的特性。我认为,中国文化的特性最明显地表现在或者可以称为深义的文化上,这就是它的伦理色彩,它所张扬的“三纲六纪”,以及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精神。

摘自《季羡林品读人生》,季羡林著,重庆出版社2015版,重庆出版社授权刊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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